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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西尧最新娱乐体验_刘西尧陈景文(2024年12月深度解析)

内容来源：云川SEO所属栏目：话题更新日期：2024-12-02

刘西尧

腾飞杂记 <教育部长> 1949年新中国成立，历任教育部长马叙伦张奚若杨秀峰刘西尧<1971，1975，1978，两届，推动高考> 蒋南翔李鹏<付总理兼教委主任李铁映朱开轩周济陈宝生<2016至2021> 名言: 成绩单，广告词，很多都是鸡汤加忽悠。鸡汤喝得人人醉，错把鸡汤当翡翠。倡导对孩子减负！ 2024，11月，20，记

首次核试验委员会 1964年8月，为了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确保试验成功，遵照周总理、中央专委的指示，报经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批准，成立了以张爱萍为书记、刘西尧为副书记、朱卿云为秘书长的中共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并成立了以张爱萍为主任委员，刘西尧为副主任委员，由各参试单位负责人和专家共68人组成的首次核试验委员会。主要领导成员有：国防科委副秘书长张震寰，空军副司令员成钧，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张蕴钰，核武器研制基地负责人李觉、朱光亚，核武器试验研究所所长程开甲，防化兵部副主任毕庆堂，总政科工部副部长朱卿云。试验委员会下设12个部(队、室)，具体负责试验的各项工作。试验部：张震寰为部长，朱光亚、程开甲、陈能宽、胡若嘏、张超为副部长。司令部：张蕴钰为参谋长，张英、徐斌、贺格非、范志赤、程尚友为副参谋长。政治部：常勇为主任，朱卿云、邓易非、郝苏、任中咸为副主任。后勤部：张志善为部长，王力华、王忠义、千清河为副部长。航空工作部：刘忠惠为部长，张开帙、恽程前、姚士章、程尚友为副部长。防护工作部：毕庆堂为部长，徐行、周村、卞克强为副部长。工程工作部：谭善和为部长，曾旭清、韩济、杨荣新、陈宽为副部长。摄影工作部：张景华为部长，洪杰、杨采、王元才、冯瑾为副部长。第九作业队：李觉为队长兼政委，吴际霖、李信、朱光亚为副队长。第二十一作业队：张超为队长，张绍华为政委，程开甲、董寿莘为副队长。效应试验队：范志赤为队长兼政委，杜牧平、王锋戈、杨斌为副队长。办公室：李旭阁为主任，许中坚、环克军为副主任。编者注：文字、合影摘自彭继超所著长篇纪实文学《罗布泊丰碑》；第一次核试验委员会名单现存于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青海金银滩221工厂“原子城纪念馆”。

在1960年苏联撤走在华专家，特别是核工业系统专家的背景下，新中国原子能工业确实面临了巨大的挑战。这些专家的离开不仅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还使得原本就处于起步阶段的原子能工业几乎陷入停滞。然而，面对这样的困境，中国并没有选择放弃，而是坚定地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中央发布的《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为这一时期的原子能工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强调了集中力量突破技术难关的重要性。在这一精神的指引下，国防科委建立了办公会议，并下定决心要搞出原子弹。尽管当时国民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对于原子弹的研制是否应该继续存在争议，但陈老总、聂老总、叶帅等领导人的态度非常坚决，认为即使面临再大的困难，也要坚持下去。这种坚定的决心和信念为原子弹的研制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为了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毛主席和刘少奇提议先派人组织调查，等有所结论后再决定搞不搞。于是，张爱萍上将和刘西尧少将被委以重任，负责进行这项调查工作。尽管他们二人并非科技领域的专家，但他们凭借认真负责的态度和深入细致的调查，逐渐了解了原子弹研制的现状和挑战。在调查过程中，他们拜访了原子核物理专家朱光亚，深入了解了原子弹的来龙去脉以及苏联专家撤走后的影响。同时，他们还到主管原子能工业的二机部进行实地考察，询问基本常识，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经过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张爱萍和刘西尧向相关领导人提交了报告，指出原子能工业纵队情况良好，如果组织得当、抓紧工作，有望在1964年进行原子弹试爆。这一报告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使得原子弹的研制得以继续进行。最终，在毛主席的批示和周总理挂帅的中央专委的领导下，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如期完成。这一成就不仅展示了中国自力更生的决心和能力，也为中国的国防事业和科技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综上所述，张爱萍和刘西尧的调查反馈在决定原子弹是否继续搞下去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们的认真负责和深入细致的调查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使得中国能够在困难时期坚持下来，并最终实现了原子弹的研制目标。

1973年，女科学家吴健雄回到了久别的祖国，一见到周总理就开了口：“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那时候的中国，正处在“文革”快结束的时候，社会慢慢变得安稳了。这一年，中美两国的关系也开始慢慢好起来，你来我往的交流多了起来。好多在海外的华人科学家都想着回国看看或者访问一下，吴健雄也是其中一个。打从1936年离开这儿，吴健雄已经37年没回来了。这么多年里，她心里一直装着家乡，无时无刻不在想着那个虽然历经磨难但仍旧充满希望的祖国。她总是说：“不管我在哪儿，我的心始终属于中国。”吴健雄是位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她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特别有名。 1956年，她做实验证明了弱相互作用里宇称不守恒这个规律，这个发现让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大吃一惊，她也因此被人们称为“东方居里夫人”。虽然她在科学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她心里一直装着祖国。她明白，只有回到祖国，心里才踏实。到了1973年，中美关系慢慢变好了，吴健雄终于能回国了。这次回来，她不光是想念祖国，还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她想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和经验，为祖国的科学发展出一份力。就像老话说的：“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吴健雄的回国，不只是她个人的心愿，更是她对国家和民族的一份责任。 1973年，吴健雄和老公袁家骝，还有他们的女儿袁纬承，一起坐上了回国的飞机。飞机在北京首都机场落地的那一刹那，吴健雄心里别提多激动了。她已经37年没踏上这片土地，思念之情在这一刻全化成了眼泪。到了机场，好多当地的干部和工作人员早就等着了，热烈欢迎这位好久没回来的女科学家。回到老家苏州，吴健雄心里五味杂陈。她跪在地上，摸着家乡的土地，眼泪又流了下来。她跟亲人和邻居们讲了自己在外头的不容易，还有对家乡的想念。母校还给她安排了演讲，她把科研的经验和心得都告诉了年轻的学子们。这些演讲不光让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受到了鼓舞，也给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添了把劲儿。没多久，周总理在北京听说了吴健雄夫妇回来的消息，立马就发了请帖，请他们去人民大会堂见面。1973年10月的一天，吴健雄和老公穿上了新衣服，坐着周总理派的专车，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刚一进大厅，她就看到了老朋友钱学森，还有郭沫若、刘西尧这些大名人，他们都是来欢迎吴健雄的。简单聊了几句后，钱学森领着吴健雄夫妇走进了安徽厅。周总理早就在那儿站着等他们了，一看见吴健雄，就赶紧走上前，紧紧地握住她的手，满心感慨地说：“咱们能见面真是不容易啊！路上辛苦了，欢迎回家！” 听到“回家”这两个字，吴健雄的眼眶又湿润了。她在美国待了三十多年，虽然过得挺舒服，但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直到这一刻，她才真正有了回家的感觉。周总理笑着指了指旁边的安徽厅，说：“我挑了好久，才决定在这儿见你们。袁教授是河南的，你是江苏的，要是选了河南厅，吴教授该说我偏心了；选了江苏厅，袁教授又该不高兴了。思来想去，还是安徽厅最合适！” 吴健雄夫妇一听这话，都忍不住笑了。周总理的细心体贴，让他们心里暖洋洋的。宴席上，周总理准备了一大桌子好菜招待他们。大家围在一起，有说有笑。气氛特别融洽的时候，吴健雄突然有点犹豫地说：“总理，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周总理笑着鼓励她：“有啥说啥，没关系的。” 吴健雄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开口：“这么多年没回上海，变化太大了，我都找不到爸妈的墓地了。您这儿还能帮忙找找吗？”周总理微笑着点头：“我已经问过上海那边了。你爸妈的墓地因为一直没人迁，被当成无主的了。不过他们正在想办法，会给你找个能祭拜的地方！” 吴健雄一听，心里特别激动，紧紧握住周总理的手，连声说：“总理，您真是想得太周全了，太感谢了！”她压根儿没想到，周总理工作这么忙，还能这么细心地想到这些小事。这不仅让她心头暖暖的，更让她对祖国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周总理的关怀和鼓励，让吴健雄心里暖洋洋的。她明白，自己能回国，全靠国家的支持和帮助。回到国内后，吴健雄继续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和讲座，给中国的科学界带来了新观念和新技术，还成了年轻科学家们的榜样。 1973年年底，吴健雄又回到了上海，这回，她终于找到了父母的坟。虽然坟地挪了地方，但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她还是在新的地方祭拜了父母。站在坟前，吴健雄眼泪哗哗地流，心里默默说着对父母的想念和感谢。她觉得，父母在天有灵，肯定会为她自豪。

湖北黄冈红色之旅：浠水三角山探秘浠水县三角山国家森林公园坐落在著名的大别山脉南麓，这里不仅是北宋名医宠安时、清代状元陈沆、现代著名诗人、学者、民主战士闻一多的故乡，还是湖北省浠水县东部的一颗璀璨明珠。作为国家级旅游区和黄冈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里的故事和历史让人肃然起敬。初到浠水：闻一多纪念馆 𐟏›️ 早上8点，我们从黄冈浠水出发，10点半左右抵达了目的地。第一站是闻一多纪念馆，位于浠水县城，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纪念馆是一座庭院式的仿古建筑群，现场教学让人感受到闻一多先生的伟大事迹和革命精神。陈列馆里展示了闻一多先生的生平事迹、著作、诗、文、书、画、篆刻和遗物，还有毛泽东、朱德、宋庆龄、郭沫若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近现代中外文化名人、学者、艺术家对闻一多先生或纪念馆的题词、诗文书画原迹及其它有关文献资料。走进三角山：红色热土 𐟌𓊊下午1点，我们前往了三角山。这里位于著名的大别山脉，是黄冈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稍作休整后，我们走进了这片红色的热土，感受着浓厚的革命气息。体验教学让我们了解到，三角山是一座红色的山。土地革命时期，徐向前、高敬亭、陈少敏率红四军、红十五军、红二十八军曾在这里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国民党残酷的围剿，使革命红旗始终飘扬在大别山区。抗日战争时期，刘西尧、方毅、张体学率领新四军五师在这里坚持抗战，运筹帷幄、组织地方抗日武装，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率中原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在此部署了著名的“高山铺”战役，威震中原。历史的见证：一件件遗址 𐟏𐊊在三角山，我们参观了抗日民主政府旧址、刘邓大军指挥所、红二十八军游击根据地纪念碑等遗址。每一件遗址都见证了三角山的刀光剑影。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李先念、高敬亭、张体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驻扎在这里，浴血奋战，留下了光辉的革命足迹。在三角山东麓李宕村，至今保留有鄂东仅存的抗日民主政府旧址。每逢花开时节，前来三角山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部队官兵、学生以及游客络绎不绝。这次红色之旅让我深刻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的英勇事迹和无私奉献精神。三角山不仅是一片红色的土地，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

74年，华国锋看了周恩来的纸条，找刘西尧谈话：你回二机部当部长

当年教员顶着巨大的反对压力，才使得原子弹的研究能够继续，很多党内领导以及民主党派是反对造原子弹的。有一些认为等经济好了再造，有一些亲苏派认为老大哥会保护我们，不需要我们自己造。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关于“原子弹是上马还是下马”，有12个人参加讨论：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陈毅、贺龙、聂荣臻、叶剑英、林彪、张爱萍、刘西尧(科委副主任)、刘杰(核工业部长)。最终毛主席亲自拍板，原子弹项目继续进行，周恩来、陈毅、贺龙、聂荣臻、叶剑英、林彪、刘西尧、刘杰，也是坚决主张继续，另外两个人没有表态。这跟后来的表现基本一致，改革开放后很多重大项目都被下马了，包括光刻机项目和大飞机项目，就是改革开放后亲自批示下马的。 #我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

97岁高龄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传奇人生回顾

王扬宗: 邓小平果断拍板恢复高考, 及时而有力转自:新三届作者简介: 王扬宗，1964年生，湖北公安县人。1985年和1988年先后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先后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科院大学人文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杂志社、中科院院史研究室等任职。科学史家，教授。从事中国近现代科学史、清代西学东渐史、中国化学史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1977年8月6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当场拍板恢复高考，前些年恢复高考30年之际，这一事件的好几位重要参与者都被媒体请出来，回忆有关经过。但对比科教座谈会的部分原始记录，有的说法并不准确。当事人的回忆最引人注目的，当数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和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后来担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刘道玉先生。那一年，他们代表教育部与中国科学院的有关人员一起组织了科教座谈会。刘西尧的回忆录《攀峰与穿雾》（2007年修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第214页）中简短地谈到此事： “在8月的一次座谈会上，武大教授查全性慷慨陈词恢复高考的必要，小平肯定了他的意见，但招考通知已由国务院发出，开学即将临近，有个当年是否来得及的问题。所以小平说，今年来不及了，明年恢复吧！我说：若推迟开学，还是可以的。小平断然说，既然如此，那就立即恢复。这样，我国就在1977年恢复了高等学校考试入学的制度。” 刘道玉的回忆与刘西尧略有出入。他的《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34页）不仅记录了查全性的发言，还包括刘西尧与邓小平的对话： “（8月）5日上午，武汉大学的这位代表首先发言，看来他是作了认真准备的，发言时情绪有些激动。他说：“大学的招生工作是培养人才的第一个重要环节……从武汉大学五年招生工作的情况看，按照‘十六字’方针招收的工农兵大学生，文化基础相差悬殊，质量没有保证。……什么‘十六字’，都是骗人的，实际上就是领导批准，其它都是徒有虚名……” 他的发言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说：“十六字方针必须推倒，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 刘西尧说：“今年恢复高考来不及了，招生工作会议已开过了。” 邓小平说：“今年就改，看准了，不能等……” 刘校长言之凿凿，但他把时间记错了，应为1977年8月6日下午。“武汉大学的这位代表”就是当年武大化学系查全性副教授。1980年查教授因电化学领域的成就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现在他被公认为是“倡议恢复高考的第一人”。查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人们似乎把倡言恢复高考都归功于我，其实当时绝大部分人都有此想法，我只是捅破了一层窗户纸。” 温元凯是当年最年轻的与会者，时为中国科技大学助教。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因为我是‘小人物’，在座的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和师长，所以还是没有敢举手发言。记得是一个下午的时候，我就利用插话的机会，说我还有话要补充。邓小平说可以。” 记者写道：“温元凯就利用插话的机会说高考制度要改革，并提出了十六个字的高考恢复方案。这十六个字叫做‘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 “没想到邓小平听完我发言后当场讲，温元凯，至少采纳你3/4。我们大家都一愣，什么叫3/4？邓小平说，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温元凯这样回忆。 2007年9月，为了纪念恢复高考30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二月)》，其中比较完整地摘录了邓小平“当场拍板”的讲话。但该书略去了邓小平“拍板”前后与会者的发言和对话，未免美中不足。同时，《党的文献》2007年第4期发表了中央文献研究室龙平平、张曙合写的《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改变一代知识青年命运》一文。文中说，邓小平最初是同意1977年招生仍按原来办法的，但“查全性的发言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吴文俊、王大珩、邹承鲁、汪猷等纷纷发言，赞同查全性意见，建议党中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不然，又招来20多万人，好多不合适的，浪费就大了。专家们的意见震动并激励了邓小平。他问坐在身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西尧说，推迟半年招生，还来得及。邓小平听了，当场决断……一个重大决策就这样出台了。” 两位专家的身份使他们的论述具有权威性，但其中的某些细节以当事人的回忆等资料为依据，也有待核实。众所周知，邓小平召集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是由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联合承办的。这些年来，鲜有中科院的有关人士回忆此事或披露资料。中国科学院为纪念建院60周年举办“与科学共进，与祖国同行——中国科学院60年展”，其中展出了中国科学院档案中的科教座谈会部分原始记录，那里面就有查全性的发言和与会者的对话，以及邓小平“拍板”的原话，弥足珍贵，特转录如下。查先生的发言较长，这里作了节略，其他人的发言原文照录。查全性同志：关于招生问题。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键。 ……目前这种招生办法，使大学生的质量得不到保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中小学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还是招生制度。 ……现行招生制度有四大严重弊病：1，埋没人才。2，工农子弟很难上大学。贫下中农说：“解放前上学靠钱，十七年上学靠分，十一年上学靠权。3，败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越演越烈。据我所知，今年招生还没有开始，但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4，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现在，甚至连小学生都知道，上大学，不需文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现行招生制度必须大改，必须真正保证择优录取，打破现在的框框，不拘一格选人才。 ……当前正是关键时刻。听说太原招生会，目前尚有可为，迫在眉睫。我呼吁，今年招生开始就要当机立断，下更大的决心，否则又是一、二十万人的质量问题。新生质量无保证，77年教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句空话。今年至今要采取一些过渡措施，应当建立全国统一的报考招生制度，应当体现以下精神：1、招生名额不要下到基层单位，至多分配到省市一级掌握……2、要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和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从语文和数学可以看出学生的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维能力。3、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 ……只要我们采取果断措施，大学新生质量就会大为改观，收到显著效果。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将不要拖到明年去办。刘西尧同志：原来想今年文化程度要求达到高中毕业，名额分配到县。自由报考问题，我赞成南翔同志的意见，但马上要做，还要具体化。邓副主席：“领导批准”应改为全国统一的招生，委员会定，该委员会由教师组成。李昌同志：招生问题，只要下大决心，今年是来得及的。沈克琦同志：完全同意查全性同志的意见，如今年不解决，81年学生的质量无法保证。邓副主席：改吗[嘛]！既然今年还有时间改，就坚决改吗[嘛]！把太原招生会议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这涉及到几百万人的问题，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拿上来，又要不致引起波动。你们研究一下，这个方法应当找出来，要求质量。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允许报三个志愿，到校后再分专业。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招生十六字方针可以改一改嘛！温元凯同志：十六字可否改为“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邓副主席：你的十六字比较好，但你的第二句话有点问题，比如他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脾气怪些，领导不同意怎么办？我取你的四分之三，第二句不要。今年要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生要基本符合提高的要求。史绍熙同志：应该先考后审。邓副主席：取了你（温元凯）四分之三。从这一段原始记录我们看到，查先生的慷慨陈词经过深思熟虑，切中要害、掷地有声，反映了广大高校教师和知识青年的迫切愿望，是促成邓小平当场拍板的直接原因。李昌、刘西尧、沈克琦等人的发言也起了程度不一的作用；邓小平顺应民意，其“拍板”是及时、果断而有力的。次日，中国科学院、教育部编《科教工作座谈会简报》（九）以“必须立即改革大学招生办法”为题摘录了查教授的发言，并称：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插话踊跃，情绪热烈，对招生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数学所吴文俊、长春光机所王大珩、上海有机化学所汪猷、科技大学温元凯等许多同志，先后都发了言。他们表示赞同查全性的意见，建议中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不然，又招来二十多万人，好多不合格的，浪费损失可就大了。” 此处所谓吴文俊、王大珩等人发言，未知何据？我们所见发言记录中并没有他们关于招生问题的发言。而查教授紧接着这个发言，还就“文革”以前十七年教育战线究竟是“黑线”还是“红线”问题，做了有理有据的阐述。这一发言，对八月八日邓小平发表总结讲话推翻所谓“黑线”论也应当是有促进的。对比会议记录可知，刘道玉先生的回忆录那一段不很真切，刘西尧的态度不够明朗，温元凯在邓小平“拍板”后才对“十六字”方针提出修改建议。人的记忆是如此奇妙，除了查先生，多数当事人都在有意无意之间夸大了自己的作用。偶然与必然我国的高考招生制度，在1966年“文革”发生当年被废止，高校停止招生三年多。为了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走面向工厂、面向农村的教育路线，大批学校下放，广大知识青年下放农村或回村劳动。直到1970年，北大、清华等高校开始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的遴选实行的是“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的十六字方针。由于不进行公开招考，推荐、批准等环节“走后门”成风，屡禁不止。学员中初中和小学生占大多数，教学质量可想而知。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就试图整顿教育工作。当年八、九月，与胡耀邦一道“整顿中国科学院”的李昌同志，就提出试办理科实验中学，为中国科技大学输送人才。李昌还提出了中国科技大学恢复招生，“打算直接从65-67三年的高中毕业生中录取，采取自愿报名、严格考试、半工半读的办法”（冯兰瑞《恢复高考内幕的内幕》）。但不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兴起，胡耀邦、李昌被停职，李昌的建议随之落空。粉碎“四人帮”之后，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我国人民的奋斗目标。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1977年5月底，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号召全国人民“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培养合格人才成为科技和教育界面临的重要任务。在这样的形势下，改革高校招生的呼声逐渐高涨。小平同志在1977年7月复出后，主动请缨，分管科教工作，立即召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试图摸清和解决科技和教育工作中的种种问题，可谓正当其时。刘道玉等人出色地组织了这次会议，查全性等人不辱使命，适时地把改革大学招生的紧迫性摆在国家领导人面前。邓小平同志果断拍板，显示了一个大政治家的担当和风范。恢复高考是“文革”过后拨乱反正的第一个重大事件。查全性因与刘道玉为同事而被提名参加科教座谈会具有偶然性，邓小平同志及时地拍板也可以视为一个偶然性的事件。但联系这一事件的前后关联可知，恢复高考在当时是势所必然的。俄国思想家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中曾说：“个人往往能对社会命运发生重大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是由社会内部结构及其对其他社会的关系决定的。” 指出这种必然性并不否定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反观现时我国教育和科技工作中的种种问题，如应试教育、教育行政化和产业化、学术腐败、教育和科技体制改革迟缓等等，虽然大家对症结洞若观火，但长期得不到解决，正是亟待有魄力的决断。对比之下，邓小平当年果断拍板何等可贵！与会者参与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事件，或多或少有所贡献；当回忆往事之时，“自传体记忆”出现某种“怀旧性记忆上涨”，有意无意地对“自我”有所突出，也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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